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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事变的故事
清晨枪响 华清池畔逼蒋抗日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成效。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一场。同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再次遭到拒绝。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到达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样遭拒。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遭到蒋的严厉训斥。张学良对蒋彻底失望，便于当晚和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从此爆发。
和平解决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就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7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一同见蒋。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第二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停止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张杨遭遇 一段现代传奇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随同护送蒋介石，当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1938年11月至1946年4月张学良先后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贵阳市麒麟洞、贵州省开阳县、贵州息烽县阳郎坝等地。1946年4月，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同年10月被押送到台湾。1990年起张学良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也遭受厄运。蒋介石违背诺言，逼杨虎城辞职赴欧美考察。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杨虎城返抵香港时，蒋介石伪称要在南昌召见他，杨虎城在戴笠陪同下从汉口乘专机到达南昌后，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别墅里。1949年9月17日，杨将军和他的幼子、幼女，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全部被惨杀于重庆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9年12月16日致杨虎城家属的唁电中指出：“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2009年9月14日，杨虎城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2、淞沪会战中的八百壮士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国民政府先后在上海地区投入40多万兵力，与日军展开“淞沪大战”。9月，闸北宝山路阵地陷落；10月，日军突破大场防线。奋战在闸北、江湾一带的中国军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被迫向西撤退，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属下第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所部第一营的官兵，奉命坚守四行仓库，吸引日军注意，掩护主力撤退。据历史学家们考证，当时坚守的官兵一共只有300多人，由于顾及到早期伤亡和原有建制（一加强营700余人），也出于“凑整数”和鼓舞士气，扩大声势的目的，故号称800。之所以在四行仓库这个必死之地防守，是因为该地就在公共租界边上，毫无遮掩，相当于向全世界进行现场战事广播，有利于扩大影响，争取同情。
八百壮士孤军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震撼了全国人心，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关注和尊敬。饱受日本侵略军摧残凌辱之苦的同胞们，以各种方式支援孤军，表达他们对八百壮士的爱戴与敬佩。在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大楼上观战的群众，每当壮士们击毙一名日军，无不拍手称快，挥动着帽子、手巾向他们欢呼致意，周围的群众还把日军集结地点、行动情况用黑板写字报告给孤军。上海各界群众连日箪食壶浆，热情慰劳抗日勇士。信件、食品、药物源源不断地送入四行仓库。就在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28日午夜，女童子军杨慧敏小姐把一面国旗裹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献给八百壮士。当杨小姐献上浸透了汗水的国旗时，八百壮十激动得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不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第二天凌晨，八百壮士在敬礼的号音中，将杨小姐献送的国旗高高升起在四行仓库大楼顶上。看到冉冉升起的国旗，隔河观战的群众欢声雷动，在场的外籍人士也无不为之动容。杨慧敏送旗的壮举，当即由路透社传遍全国、全世界。自从日军占领上海市区后，到处都是侵略者的太阳旗，唯有四行仓库上高高飘扬着中国国旗。在太阳旗和米字旗之间，中国国旗显得格外醒目。当日军发现这面国旗后，便再次向四行仓库发动疯狂的进攻，并用机枪向国旗扫射。谢晋元向八百壮士高声呼喊：“兄弟们，我们要和国旗共存亡，誓死不投降，狠狠消灭敌人!”上海的进步作家，纷纷提笔讴歌勇士们的英雄壮举，著名剧作家田汉、陈白尘创作舞台剧《八百壮士》公演，八百壮士与上海人民隔河合唱《八百壮士之歌》。英文《大美晚报》发表社论说：“吾人目睹闸北华军之英勇抗战精神，于吾人脑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华军作战之奋勇空前未有，足永垂青史。”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也指出：“华军在沪抵抗日军之成绩，实为任何国家史记中最勇武的诸页之一。”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孤军抗战，却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不安，他们害怕战事的继续会危及租界安全，要求中国政府下令孤军撤退。中国军事当局考虑到预定任务已经完成，乃于31日命令孤军撤退。谢晋元接到命令后，当即代表八百壮士表示：全体官兵早已立下遗嘱，誓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后经再三电令，八百壮士才挥泪表示执行命令，退入租界。
谢晋元率八百壮士成功地撤出四行仓库，退入租界，正准备从沪西方向归队，继续与日军作战时，租界当局迫于日军关于若租界准许孤军通过，日军也将通过租界追击孤军的威胁，违背诺言，要收缴孤军的武器，车运胶州路羁留。八百壮士群情激愤，声言武器为军人的第二生命，决不能离手，宁愿重返四行仓库，继续固守到底。双方僵持不下。经过多方周旋，租界方面表示，这仅是替孤军代为保管武器，定点明数量出具收据，绝非缴械。八百壮士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被车运胶州路孤军营。租界当局摄于日方压力，不敢释放孤军归队，同时也拒绝了日方关于引渡孤军的无理要求。这样，八百壮士被羁留在孤军营。孤军营占地数十亩，地面坑坑洼洼，垃圾满地，住房十分简陋，营地四周铁丝网高架，由白俄士兵把守，壮士们只能在铁丝网内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俘虏营。
身处逆境，但八百壮士誓死抗日的信念没有动摇。壮士们把孤军营生活当成另一种形式的战斗，通过自己的言行，“使友邦从我们身上看出中国军人之气概，从此认识中国的真精神。”来到孤军营的第二天，谢晋元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表示：“倭寇与我们势不两立，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八百壮士在谢晋元的率领下，仍然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早操、值勤、站岗，从不间断，并自力更生进行生产。他们进行严格训练，准备随时报效祖国。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上海，日军包围了租界，孤军营成为孤岛中的孤岛，也成了上海抗战的最后精神堡垒。有一段时期，孤军营未被限制普通人的出入，上海同胞可以随便和孤军接触，在通往孤军营的路上，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如同圣徒们拥向圣地一般的景象。
1938年8月，时值上海“8·13”抗战周年纪念日，孤军向租界当局提出要求在孤军营内悬挂国旗，以示纪念。租界当局多方阻挠，企图阻止纪念活动。几经交涉，租界当局被迫同意升旗，但要求将旗杆截短，与营内礼堂屋顶相齐，避免日军看到。11日，孤军举行了庄严的升旗典礼，国旗在营内飘扬。上海同胞望见，无不感奋流泪。租界当局见状，害怕得罪日本人，派万国商团的白俄队冲入孤军营，欲强行摘下国旗。手无寸铁的孤军奋力抗争，手拉手地筑起人墙，围在旗杆下。白俄士兵开枪射击，孤军为护旗当场牺牲4人，负伤11人。白俄队还将谢晋元等部分军官挟持到车上，拉至外滩幽禁起来。为此，孤军全体官兵绝食抗议，上海同胞亦愤慨万分，罢市3天，声援孤军，要求将谢晋元等送归孤军营。8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出版的《群众》周刊上撰文：“向羁留在沪坚持奋斗的八百壮士致诚挚慰问之意。”17日，租界当局迫于各方压力，同意谢晋元等人回到孤军营。
随着上海形势的变化，日伪活动日趋猖獗，他们对谢晋元等威逼利诱，企图使其变节，但谢晋元毫不动摇。敌人见利诱不成，便准备下毒手。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率部早操时，遭被敌人收买的孤军内部叛徒郝某等4人突然袭击，不幸牺牲。谢晋元殉国后，孤军悲愤万分，失声痛哭，叛徒当场被抓获，受到惩罚。噩耗传出，上海人民震惊至极。4月25日，举行遗体棺殓仪式，前往吊唁者达10万之众。中外报刊纷纷报道消息，表示哀悼。国民党政府于同年5月追晋谢晋元为陆军少将。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褒扬他“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精神，并为他重修坟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闯入孤军营，拘禁了全体孤军，并将他们送往吴淞口看管，4年的孤军营生活至此结束。此后，日军对孤军进行了百般残害，强迫孤军挖壕沟，做苦工，后来又将他们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即使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八百壮士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敌人展开斗争。为瓦解孤军，日军仍将八百壮士分散看管，并将其中一部分押往杭州和南洋做苦工，直至抗战胜利，幸存者才恢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