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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状元实业家张謇
1894年7月，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其中有一位翰林院的老修撰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头也没有抬过一下，好像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便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
张謇经商在当时确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也宣布下海创办纱厂，还有一位咸丰朝的老状元、已经官居礼部尚书的孙家鼐则命他的两个儿子孙多森、孙多鑫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这些状元公的行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1903年开春，张謇又在家乡南通创办小学，那时普遍一般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很是超前，十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张謇的小学分为本科和讲习科。4月23日，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据记载，考试那天，大雨滂沱，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另外还有多位日本籍教习。张謇壁立校门，淋雨迎候每一个学生。学校开学前夜，张謇和一个助理逐一检查学生宿舍，月沉星稀中，助理举蜡烛，他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把钉子敲牢，直到后半夜。他为学校立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了提高教师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东会上提议，把旗下一家垦牧公司原来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作为红股份，给南通师范学校450股，公司职员460股。
张謇的实业在1914年前后达到巅峰。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以棉纱业为例，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制造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了100%，1919年的两厂盈利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记录，拥有纱锭数达13.7万枚，为国内第一。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再加上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便是张謇的破产。
1926年7月17日，张謇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适为他的传记做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2、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
谈起中国近代工商业，荣氏家族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家族在二十世纪初传奇般崛起，他们在近代工商业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成就，时至今日仍是绝大多数企业难以望其项背的。到1934年，荣氏集团的纱锭占到了全国的20%，布机占到28%，粉厂的规模也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荣氏集团旗下企业达到21家，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集团。荣宗敬甚至敢放出豪言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从一天三百包的产量还愁卖不出的小厂，晋身为日产数万包供不应求的面粉大王，荣家兄弟只用了二十年。从办厂资金都凑不出的穷兄弟，发展到领跑全国的家族企业，兄弟俩也不过用了三十年而已。
荣氏兄弟，即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乃江苏无锡荣巷人。早年在钱庄当过学徒，短短几年的钱庄学业生涯，使荣氏兄弟在创业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当时，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遂决定筹办面粉厂。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荣氏兄弟之后又创办多家企业，成为著名的民族企业家。
1913年荣氏兄弟出资4万元与人合资创办福新面粉厂，产品还未出厂，栈单便早被抢购一空。开工不到一年，即获利3.2万元，盈利率达80%。到1921年止，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共有12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各厂面粉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间出口达80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荣氏兄弟为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1922年止，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绽达13万余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申新的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20年代的纱绽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于市场，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之一，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荣氏企业所以能不断发展，正如荣德生所说：“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采取“非扩大不能立足”的方针，即使借债，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扩展规模的机会，主张“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造新厂之外，他们又积极收买旧厂，经过整顿，形成新的生产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同时，他们具有远见卓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以“不能过陷于自封之境域”为企业的经营方针，在注意先进设备引进和旧设备更新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原料的改良和技术人才的开发，如投资试办棉麦良种试验场；创办公益铁工厂；开设公益工商中学、职工养成所，后又自办面粉、纺织专业的大专院校等。这些对于他们能在中国民族工业的艰难时期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荣氏企业遭到空前的浩劫，其中如申新八厂、茂新一厂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8年抗战中，约有1/3的纱绽、一半以上的布机及1/5的粉磨均被破坏毁损，幸存下来的机器和设备，也大都被敌人“军管”劫夺。留居上海的荣宗敬目睹手创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精神上受了严重创伤，1938年2月，荣宗敬郁积成疾，撒手离世。
上海解放前夕，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荣德生不愿与国民党仓皇出逃，他全力阻止迁厂逃资，终于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为新中国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建国后，荣德生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辞世后不久，全国的荣氏企业先后申请公私合营，迈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