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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语故事“请君入瓮”
唐朝女皇武则天，为了镇压反对她的人，任用了一批酷吏。其中有两个最为狠毒，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他们利用诬陷、控告和惨无人道的刑法，杀害了许多正直的文武官吏和平民百姓。有一回，一封告密信送到武则天手里，内容竟是告发周兴与人联络谋反。武则天大怒，责令来俊臣严查此事。来俊臣心里直犯嘀咕，他想，周兴是个狡猾奸诈之徒，仅凭一封告密信，是无法让他说实话的；可万一查不出结果，武则天怪罪下来，我也担待不起呀。这可怎么办呢？苦苦思索半天，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两个人你劝我喝，边喝边聊。酒过三巡，来俊臣叹口气说：“兄弟我平日办案，常遇到一些犯人死不认罪，不知老兄有何办法？”周兴得意地说：“这还不好办！”说着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来俊臣立刻装出很恳切的样子说：“哦，请快快指教。”周兴阴笑着说：“你找一个大瓮，四周用炭火烤热，再让犯人进到瓮里，你想想，还有什么犯人不招供呢？”来俊臣连连点头称是，随即命人抬来一口大瓮，按周兴说的那样，在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回头对周兴说：“宫里有人密告你谋反，上边命我严查。对不起，现在就请老兄自己钻进瓮里吧。”周兴一听，手里的酒杯啪哒掉在地上，跟着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招供！”成语“请君入瓮”由此而来，比喻用某人的方法整治他自己。
2、成语故事“口蜜腹剑”
唐玄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的大臣兵部尚书李林甫却是一个心术不正、狡猾阴险的小人。他用卑鄙的手段讨好唐玄宗的妃子杨贵妃，杨贵妃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因此李林甫很得唐玄宗的宠信，官位一直升到了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成了大唐的宰相。
有一次，唐玄宗很赏识外官严挺之的才能，想重用他。李林甫心中嫉妒，就设法陷害严挺之。他故意怂恿严挺之装病回京，以便任用。等严挺之回来了，李林甫又上奏唐玄宗，说严挺之得了很严重的病，不能行动。因此，严挺之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有苦说不出。
又有一次，李林甫想打击另一个与他争权的大官李适之，假意对他说：华山那地方储藏着大量的金矿，如果能开采出来，皇上一定很高兴。李适之听了李林甫的话，就立即禀告唐玄宗，并请求派自己去开采。唐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回答：华山是帝王之气集中的地方，如果在那里挖金子，恐怕对皇上不利。从那以后，唐玄宗就对李适之不太信任了。
李林甫这样阴险狠毒，一直为后人所唾弃。北宋的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的为人说：口有蜜，腹有剑。
3、酿成安史之祸的四大原因。
（一）皇上怠政。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
公元736年，唐玄宗宠爱的妃子武惠妃病死，玄宗日夜寝食不安。他听说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于是不顾礼节，将她招进宫里。为了掩盖自己夺儿媳的丑恶行径，唐玄宗让杨妃自己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赐号太真。后封为贵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但当时尚无皇后，故杨贵妃实际上就是唐玄宗的皇后了。玄宗对她恩宠备至，称她是自己的“解语之花”。杨氏一族开始飞黄腾达。为讨贵妃欢心，唐玄宗可谓费劲心机。专门为贵妃提供服装服务的人就达七百多人。为让她吃上喜欢的新鲜荔枝，玄宗下令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的几千里贡道，把荔枝用快马快速运抵长安。贵妃受宠，哥哥杨国忠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做上了唐朝宰相。杨贵妃的姐姐们也各有所封：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二姐封为秦国夫人，三姐封为虢国夫人。其他的兄长也有封赏，做了朝中的高官。
（二）奸臣当道。
由皇帝怠政，衍生出宰相专权。特别是奸臣为相，结果可想而知。
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宠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他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是年，暴雨造成严重灾害，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拿着大个的粟穗子给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下边有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他大发雷霆，命令司法机关进行严惩。杨国忠能力很差，却喜欢处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坏事很在行，接受贿赂、拉帮结派等应用自如。
玄宗对国家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不合时宜地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腐败与黑暗，激发了将领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初期形成的边境安定局面被打破了，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历来的和睦友好关系。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致使本该平息的与西南的南诏国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兵达二十万之多。
（三）地方势力尾大不掉。
为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室隐忧。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人，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威胁中央的危机。
（四）朝政腐败，加剧各种矛盾。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中央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