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约1500～约1582），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吴铭曾任浙江余姚县学训导，祖父吴贞曾任浙江仁和县学教谕，官都不显。其父吴锐，因家境穷困，仅在社学学习，后以经营绸布为生。虽身为商人，却喜欢研读群籍，六经诸子百家，莫不观览。他为人正派，富于正义感，读史籍，至屈原、伍子胥、诸葛亮、檀道济、岳飞等人事迹，每每感慨流泪。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这样的家庭和父教，对吴承恩有着明显的影响。

　　吴承恩自幼敏慧，又好学习，博极群书，年轻时即受到督学使者的赞扬，以文名著于乡里。许多人造门请教，荐绅台阁诸公也常请他代为捉刀。他好奇闻，阅读大量的野言稗史，受到民间文学的积极影响；又喜读“善模写物情”的唐人传奇，从中吸取营养。这对他《西游记》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吴承恩早年曾希望以科举进身，然而屡试不中，以致“泥途困穷”，“迂疏漫浪”（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他在《斋居》诗中曾有“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之句，说明他受挫以后的心情。中年以后才补为岁贡生。以后在同乡名宦李春芳的“敦谕”下，人京候选，结果是“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春晓邑斋作》）。迫于家贫母老，他很不情愿地当了长兴县丞。不久，因“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天启《淮安府志》），后来又一度担任过品级与县丞相近而为闲职的荆府纪善。晚年归居乡里，放浪诗酒，贫老以终。《西游记》创作的时期不可确考，一般认为是晚年所作。

　　吴承恩平生与沈坤、朱日藩、李春芳为莫逆之交。三人都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官至首辅的李春芳，曾在仕进上积极鼓励和帮助吴承恩。吴承恩还曾与吴中名士、先辈书法家兼诗人的文徵明和王宠交往，诗酒唱和，他们疏狂自傲，不合时流的精神风貌彼此相通。在长兴当官时，与后七子之一，当时正家居的徐中行有较密切的交往。晚年乡居，与在淮做官的陈耀文、陈文烛和邵元哲等结为翰墨交。陈耀文编选的词集《花草粹编》，与吴承恩所编的《花草新编》内容性质相近。陈文烛曾跟吴承恩一起商订《花草新编》，并为之作序。

　　吴承恩一生诗、文、词创作数量不少，但因无子嗣，去世后大部分亡佚。后由“亲犹表孙，义近高弟”的丘度，从亲友中遍索遗稿，但亦仅“存十一于千百”，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4卷，包括诗1卷，散文3卷，卷四末附小词38首。

　　吴承恩生活于明代复古主义风靡一时的时期，又与后七子中的徐中行相友善，但他的诗文都发自胸臆。“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其诗“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长篇歌行，激越豪放，风格近于李白。词则出人《花间》《草堂》，“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天启《淮安府志》）。散文学欧、曾，与唐宋派古文家风格较接近。

　　吴承恩有仿唐人牛僧孺《玄怪录》和段成式《酉阳杂俎》而创作的传奇小说集《禹鼎志》，体制不大，仅“十数事”。原书已佚，今仅存《自序》一篇（收人《射阳先生存稿》卷二）。

　　《花草新编》是吴承恩编选的一部词集。合唐《花间集》及宋《草堂诗余》二集为名，所选上自唐代开元，下迄元代至正。由作者生前手定并作序，辞世后由丘度刊刻行世。刊本已佚，今存残抄本4册约4卷，藏上海图书馆。

　　吴承恩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西游记》。《西游记》100回，是吴承恩对传统题材加以改造，注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再创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虽然采用了传统题材，却是时代的产物。吴承恩生活的弘治到万历时期，正是明代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时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开始出现，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思想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吴承恩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十分愤慨，他曾经尖锐地揭露“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的社会现象，发出“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的沉痛感叹。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他对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表现了强烈的愤恨，对追捕妖魔的二郎神表示了热情的赞美，呼唤靳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现。吴承恩敏锐地感受到与封建专制制度相矛盾的新的时代气息。这些就形成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他在《<禹鼎志>序》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表明了他借神话故事以批判玖实的自觉的创作思想。《西游记》是他这一创作思想的成功的实践。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