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至80年代，它是伴随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而出现的。与洋务思潮主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相比，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眼界较为开阔，认识也有所深化。在甲午战前，他们的思想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马建忠（1845—1900）、郑观应（1842—1922）等。这些人大部分早年都接受过封建正统教育，涉足科场，有的还获得过相应的功名，并取得一官半职。如冯桂芬1850年获得榜眼，曾任广西乡试主考官。他们不少曾到过外国，有的甚至长期住在海外。如王韬到过英国、法国和俄国；郑观应在外国资本企业即洋行做买办，并创办过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轮船招商局；薛福成晚年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早期维新思想家认识到，只有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1）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王韬指出：“环而伺我者数十国”都是心腹之患。郑观应认为，中国面临亡国之大患，自然应以防外敌为主。他愤怒地指斥清政府的文官为“保全禄位”，武官为“保全身家”。他们要求维护国家主权，限制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特别是要求修订最惠国条约和领事裁判权。他们认为，列强在中国杀人放火，抢夺财物，殴打平民，污辱妇女，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而由外国领事处理，结果使罪犯逍遥法外，无法无天，继续作恶，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早期维新思想家极力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殖民地关税制度。（2）进步的政治改革主张，主张仿照西方君主政体来改造中国的君主体制。薛福成说过：“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3）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其中，以郑观应提出的“商战”思想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国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强调强国富民的根本在于兴商，必须以商立国。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取“兵战”与“商战”两种形式。“兵战”是搞军事征服，“商战”是搞经济掠夺；“兵战”是手段，“商战”是目的。由此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和“十万豪商，胜有百万劲卒”的主张。“以商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保护中国自主权利和资源，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富强起来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早期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仅限于著书立说，形成社会舆论，尚未没有形成政治运动。
二、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与守旧派在文化的许多问题上进行了尖锐、激烈的论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二是民权平等与三纲五伦之争，三是学校与科举之争。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维护封建主义的制度，还是变法革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戊戌变法前后，顽固派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反对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贫弱，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制度不好，而是因为社会“人心不古”。他们说：“当今之世，非无治法之患，实无人心之患”，而补救的办法，“总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仍然死抱住封建纲常名教不放。洋务派也主张变革，但他们的变法只限于对一些枝节进行变法，而不在于根本的政治体制方面。他们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维新派则主张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们根据西方流行的进化论和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指出：“变者天下之公理”，而且这种变化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针对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观点，维新派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维新派也批判了洋务派的枝节变革。认为洋务运动“补漏之无成功”，主张进行全面变法。维新派所说的全面变法，包括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是兴民权、设议院。而顽固派和洋务派认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维新派同顽固派、洋务派的思想论战推动了变法运动走向高潮。这次论战，是作为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思想文化提出挑战。在论战中，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思想，并阐明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经过论战，资产阶级新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但在论战中也暴露了维新派的一些弱点和缺点，如主张对旧制度进行改良，但反对革命，甚至有的改良也主张暂缓实行，表现出很大的妥协性；他们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也很不彻底。所有这些弱点和缺点都是由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
三、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民主是指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6年2月，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号召人们积极干预政治，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悟，自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不要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上面。
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观点。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当时，在《新青年》杂志上刊载了许多宣传无神论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驳斥神鬼迷信的文章。
旧道德主要指以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为中心的孔子之道儒家伦理学说。李大钊在1916～1917年之间相继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反对尊孔的论文。他的看法是：孔子是数千年来封建帝王实行专制统治的护符，儒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比专制帝王加于肉体上的淫威更其严重。今天的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该随着时代有所改变。他们还猛烈攻击封建家族制度，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封建专制政治、封建家族制度结合在一起加以抨击。《新青年》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名义下，对妇女解放问题，封建家庭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传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
《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口号。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意见。胡适的主张，着重于文体形式的改革。陈独秀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要求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进行一次革命。《新青年》从四卷一期起改用白话文，采取新式标点符号。一些新体诗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出现。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他陆续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和一些犀利的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旧礼教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